有些号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。晋朝陶渊明，因为住宅旁有五颗柳树，而自号五柳先生，以表示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，带着魏晋时期天下大乱，知识分子甘于清贫，以求乐业自全的特色。

唐宋时代，佛、儒、道三教互相汲取融合，儒学吸收佛教、道教而走向细致严密的哲理化，佛教从儒学中吸收营养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，道教也日益趋向完备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。三教并存成为当时的趋势，因此，士大夫以居士为号表明其对佛教的尊崇，也有以道人为号标榜对道教的信奉。元朝道教更为盛行，以道人取名号的更多，但同时也有人表示不入三教之中。思想家邓牧自号三教外人，表示不列入儒、佛、道三教正宗。

明末清初很多士大夫以野人、遗老自居，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，带有反抗的色彩。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，以号表示其反抗的意愿。秋瑾称鉴湖女侠，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。辛亥革命后，很多人消沉了，又起了一些与世无争的号，以表示其消极沮丧的心情。号，又是时代的晴雨表，反映着时代的变化和潮流。

还有很多人，取号时注意名、字、号的有机联系，或者从古代典籍中汲取营养，或者是在现实感慨中有所醒悟，有的则是以偶然的方式作为号，或者是用抓阉的方式定夺名号。诸如此类，有人归纳为以称谓、身份、百业、居处、山川、园林、器物、村廛自号.对自号的寓意则分为志记癖好，夸言收藏、张扬业绩、特写形貌、铭刻时年、表明生活、抒发性情、衷述仰慕、创立境

界、语必惊人等十个方面。此外需要归纳梳理的还很多很多。

号、别号、室号、斋号，一般是自己起的或者是受朋友师长.的启发而定，大都带着主人的意愿，因而往往镂刻于金石，书写于匾额，署之于书画、文章之中，公布于众，都可以视之为自号。还有的是别人送的号，送号的大都是门生故吏、亲朋好友等诸类人物角色。归纳所送号的由来，可归为三大类别，即地名、官爵和作品。

以姓加地名构成的别号，大致可分为两种：

（一）地望称，以该人的籍贯或出生地作为号。唐朝诗人柳宗元，籍贯河东（今山西永济），因此人称柳河东，诗文以【柳河东集】为名。近代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，广东南海人，世称康南海，诗作以【康南海先生诗集】为名流传于世。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，湖南浏阳人，人称谭浏阳，有【谭浏阳文集】收录其著述。近代以兴办实业和教育而闻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，直隶南皮人，人称张南皮。也有的以所自称祖籍为号。唐代韩愈，著籍河南颖川，而昌黎韩氏为唐代大姓，韩愈自称是：昌黎韩愈，世人因此称号为韩昌黎，其作品称为【韩昌黎集】。有时也以地名加上先生等尊称。宋朝张载，郿县横渠镇人，又讲学于横渠镇，世称横渠先生，有【横渠文集】【横渠子】等著述流传于后世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，学问渊博﹑高风亮节，为人所敬重，以其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，尊称为亭林先生，有【亭林诗文集】在人间流传。有时也以居住地名为号。宋朝邵雍隐居苏门山百源山上，人称百源先生。宋代理学家周敦颐，居庐山莲花峰下，有小

溪，故名其居为濂溪书堂，人称为濂溪先生。

（二）宦地称，一般以其人为官政绩突出，或是任期长或任期内有独特行为，为后人所景仰的，以地名和姓相结合而作为号，从而成为该人的代称。东汉张衡以创制候风地动仪闻名于世，文章也为时大所重，也曾任河间王国相，有治绩，人称张河间，其著作也以【张河间集】传世。晋朝文学家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，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，辞职而去，写下了传颂不衰【归去来辞】，人们称他为陶彭泽。唐代文人元德秀，曾任鲁山县令，诚信教化百姓，为人所敬重。死后，士大夫赞其行为，称为元鲁山。担任地方官的人多，但真正以宦地称号传名的人并不多，恐怕主要是某些人搜刮、欺压百姓，而没有留下人口皆碑的政绩吧。